“针对山西煤矿‘多小散乱’、安全事故频发、资源回收率低和生态环境破坏的严重状况，2009年，省委、省政府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勇气，重点推进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工作。在深入调研、广泛征求意见的基础上，科学制订方案，注重政策配套，兼顾各方利益，坚持政府协调指导与发挥市场作用相结合，坚持煤矿整合重组与煤炭开采秩序治理整顿相结合，坚持上大、改中、关小与淘汰落后产能相结合，坚持发挥省内外国有大型煤炭企业的作用与发挥民营骨干企业作用相结合，健康有序推进整合重组工作……2010年，要巩固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成果，加快对保留矿井的技术改造升级步伐，用先进装备、技术、工艺武装矿井，大力推进标准现代化矿井建设，实现煤炭生产的规模化、集约化、机械化、信息化。”在今年山西省“两会”上，省长王君对煤炭资源整合、煤矿兼并重组工作再次作出决策性部署。而一年多来，山西一直为各界舆论所瞩目，源于山西正在进行着一场转型发展和煤炭资源重组整合的攻击战，并已进入第二阶段——保留矿井技术改造升级。

　　小煤窑的前世今生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正经历着“四化”建设。1983年1月，“中国能源发展战略”会议在杭州举行。会议提出了“开发与节约并重，实现煤炭工业一番保两番”的战略目标，并向党政部门提交了报告。根据报告，“煤炭工业在不到20年时间里实现翻一番”，这在当时的国力下，单独依赖政府投资难以达到。于是，各界将目光聚焦到山西。经紧张筹备，在较短的时间内，“山西能源基地规划办公室”在国家政府部门下成立，以山西为中心包括陕北、豫西、蒙西、宁夏的煤炭能源基地规划获得国家政府职能部门批准。为保证煤炭产量“翻一番”，国家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坚持“国家、集体、个人一起上”的开发方针。随即，乡镇煤矿、村办煤矿像雨后春笋般得以蓬勃发展。伴随着乡镇、集体煤矿产量的直线上升，能源瓶颈得以缓解。历史可以证明，三分天下有其二的乡镇、集体煤矿的迅速发展作为能源基础产业在上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的20年中支撑并推动了中国经济前进的步伐。

　　然而，伴随着二十余年山西乡镇煤炭业的极度扩张，乡镇、集体煤矿作为较为落后的生产力，其弊端逐步显现。“多、小、散、乱”成为乡镇、私营中小煤矿的代名词。据悉，2005年之前，山西中小煤矿数量近10000座，其中90%以上属年产量不足30万吨的小煤矿。长期大规模、群体性、强度的资源开发，形成了山西度依赖资源的经济体系，能源资源、环境等“瓶颈”制约日益突出。直到2008年，几经整合后的2840座煤矿中，30万吨以下的小矿仍占70%以上。2006年，国务院安全生产委员会曾出台的19号文件指出，“争取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解决小煤矿发展过程中数量多、规模小、办矿水平和安全保障能力低、破坏和浪费资源严重、事故多发等突出问题”。2009年，作为该文件要求的后年限，打好资源整合的攻坚战役，解决“多、小、散、乱”煤矿问题到了攻坚阶段。

　　2009年，山西省委书记张宝顺、省长王君在不同会议上多次强调:“坚定不移推进转型发展，坚定不移推进煤炭资源整合，绝不能仍以多、小、散、乱和参差不齐的煤炭生产，去迎接下一轮的发展潮”。“煤炭资源整合是为山西打基础立长远的大事，‘阵痛’是必须经历的，凤凰涅槃，浴火重生。必须迎难而上，纲举目张，以‘大漠志士’的胆略和决心，推动这项工程的进展”。

　　煤炭乱象倒逼强力改革

　　山西，事业因煤而兴，问题因煤而生。煤炭工业粗放模式的长期延续，已使山西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中小煤矿的资源回收率平均仅为大型现代化矿井的18%左右。近30年来，山西中小煤矿破坏和浪费的宝贵煤炭资源达400亿吨左右，占山西已探明煤炭储量的15%。全省煤矿采空区面积达5000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新增塌陷区面积100平方公里，煤矸石堆放量过11亿吨。由于粗放采煤，山西1678个村庄、80余万民众饮水困难。”山西省政府决策咨询委员会专家、山西省社科院原副院长董继斌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董继斌说，近30年来，山西因粗放式采煤造成的生态环境损失达6300亿元。小煤矿的无序粗放开采、掠夺式野蛮开采已使煤炭基地千疮百孔、满目疮痍。中小煤矿事故频发，使人民生命财产损失惨重，形成了“矿难一次次发生、矿工一批批牺牲，干部一茬茬倒下”的恶性循环。由于中小煤矿产业素质低下，收益分批欠合理，褒义的“乌金”常与贬义的“黑心与愚昧”挂钩，抹黑了山西与山西人的形象。

　　“而大量小煤矿和非法黑口子的存在，使管理部门难以掌握全省煤炭实际产量，导致税费流失严重。加之一些矿主极少进行或不进行安全投入，无节制将必要的成本转化为利润，使本应造福全民的资源，成了少数矿主一夜暴富、全省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安全生产事故频发的重要诱因。部分矿主奢侈靡费、不思进取，热衷于炫耀式消费，使‘山西煤老板’这个本无褒贬的中性词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为富不仁的代名词，严重损害了山西的形象。”董继斌对中小煤矿无序开采造成表里山河几近“破碎”及后期影响进行了解读。

　　整合才能跨越发展

　　很多人都知道，每次金融危机期间，山西煤炭行业总会陷入困境。而董继斌认为，这种窘迫，源于煤炭工业主体多头、力量分散，难以形成整体竞争优势。传统发展格局已无任何存在和延续的理由。

　　去年7月，温家宝总理视察山西时提出:“必须淘汰落后产能，加快兼并重组”。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近期视察山西时曾指示:“稳步推进兼并重组和淘汰落后产能步伐，加快由煤炭大省向煤炭强省的转变”。

　　为了落实中央精神，实现全省跨越式发展，山西煤炭资源整合工作开始在阵痛中强力推进。

　　去年3月，山西省煤炭工作会初步提出，到2010年，山西矿井数量控制在1000处，矿井规模达到90万吨/年，企业规模不低于300万吨/年，实现综合机械化开采。

　　当年4月，山西省政府常务会议审议并原则通过了《山西省煤炭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其核心内容之一就是加快煤炭资源整合步伐。同时，煤炭资源整合的目标更加明确。之后，省政府又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快推进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有关问题的通知》，出台了《关于煤矿企业兼并重组整合所涉及资源采矿权价款处置办法的通知》等一系列相关配套规定。煤炭资源整合攻坚号由此吹响。

　　国务院研究室工交贸易司司长唐元和中国煤炭工业协会副会长刘彩英曾作出这样评价:“这次煤炭资源整合是山西人民公共利益的大诉求。2009年正处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影响、煤炭行业低迷之际，选中这个时机整合，不仅保持了煤炭市场的平衡，也维护了整个煤炭行业的利益。提煤炭产业集中度，走大基地、大集团、大公司之路，是适应中国国情的成功之路，符合煤炭产业发展的大趋势”。

　　煤炭整合坚持长远和全局利益

　　有专家说，煤炭资源整合，对于以煤炭产业为支柱的省份，其衍生的利益调整，足以影响一个能源大省的经济格局和社会格局。据传，有部分山西省外煤矿投资者愿意联合拿出数千万游说政府改变政策。

　　事实上，山西煤炭资源整合的过程，是局部利益、眼前利益与全局利益、长远利益的博弈，既是一场办矿体制的大变革，又是一场标本兼治的大战役。

　　中国煤炭工业协会政策研究部处长张宏对于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也作出客观评价:“煤炭看中国，中国煤炭看山西。山西煤炭产业的发展对中国煤炭产业具有较强的示范作用。结合山西省和全国目前的情况，我认为，坚持以政府为主导，以大中型企业为主体，以市场经济方式运行运作的煤炭资源整合的这样一种模式，是目前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重要手段，是切实可行的。”

　　山西省部分政协委员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山西煤炭资源整合，从管理体制上剪断了‘官煤勾结’的链条，对煤焦领域腐败现象有明显的遏制作用。以往那种小煤矿、黑煤窑的煤老板为逃避监管而贿赂、腐蚀地方官员的可能明显减少。政府主管部门由监管2200个企业主体变为监管130个后，体制性漏洞大大减少，社会反响强烈的滥批卖证、官员入股或亲属开矿等现象缺少了蔓延的土壤。从管理制度上提升了对煤炭生产经营和政府工作人员的双重约束，对煤焦领域腐败现象具有明显的管制作用。大集团具有相对完备的管理制度、规范的运营程序，企业与地方官员私下交易、违规操作、偷溜税款等现象，得到了更具规范、约束性的管理。”

　　张宏说，山西推进资源整合，为全国煤炭产业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更加清晰、合理、科学的发展方向。从全国来讲，目前从事煤炭产业的主体越来越多，据统计，目前我国从事煤炭、开采业的行业已达到16个。

　　他说，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煤炭开采的改革发挥过程中，形成了一个比较复杂的资源获取的方式，还有生产过程中的不同利益的结构，所以说完全依靠市场机制来调整结构，难度是非常大的。因为任何一项改革，任何一项政策调整，都是对利益格局进行调整，调整利用的过程中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措施，毫无疑问，执行这个措施必须以政府为主导。

　　除了考虑局部利益和全局利益，山西省还从长远出发，坚持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相结合原则。为保证全省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开展，山西省将采取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等5项措施保障治理资金到位。

　　根据山西省煤炭开采生态环境恢复治理实施方案，山西将向煤矿提取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煤矿要依据矿井设计服务年限或剩余服务年限，按吨煤10元标准，分年按月预提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保证金列入企业成本，按“企业所有、专款专用、专户储存、政府监管”的原则管理。另一项主要资金为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山西对全省行政区域内从事煤炭开采的所有生产企业一律征收煤炭可持续发展基金。其中50%用于单个企业无法解决的跨区域生态环境恢复治理。

　　山西将对有偿出让煤炭资源矿业权收取的价款，用于解决由于煤炭开采所造成历史性生态环境问题的恢复治理。另外两项资金筹措措施为:争取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专项资金资助以及鼓励矿山生态环境恢复治理投向市场。山西将按照“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由相关部门制定优惠政策，引导社会资金进入矿山生态环境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