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形之下，在由搜救衍生出的大国科技角力场上，舆论的耐心几近耗尽，甚至已迫不及待地想分出个下。近来，一些外媒因中国几次公布线索却终发现未果而频频指责中国科技实力，有的甚至直言“中国缺乏精密设备的程度令人震惊”，其矛头所指，言之凿凿称是中国科技软肋。

　　不过，就像这次事件中公众听到耳朵起茧的那句话，“只要没有找到MH370航班的黑匣子，就不能揭开马航事件的真相”，相应的，只要国防军事上的一些力量还未完全被揭开面纱，谁也无法看到真正的实力。

　　在公开视野下，中国科技实力这份答卷如何，又留给我们哪些思考？

　　“这些设备完全是国外引进的”

　　当马航MH370航班事发时，喻海良就身在澳大利亚——这个他并未料到后来会成为马航事件搜救“者”的国家，这位澳大利亚卧龙岗大学研究员初更多地以一名普通中国人的身份来关注救援情况，“中午和大家聊天，都会聊到的”，他甚至也会用一些媒体上的信息去推测“阴谋论”是否真的存在。

　　直到4月6日，中国交通部东海航海保障中心海事测绘处处长王良玉一句“这些设备完全是国外引进的”，很快传到喻海良耳朵里，他再也按捺不住，“脊梁骨都被人戳穿了”。在自己的博客里，他写下这样一个标题：“我觉得这是中国科技界大的耻辱”。

　　交通部官员这句话本是对中国科技质疑的一个回应。4月5日，中国“海巡01轮”称在南印度洋听到稳定脉冲信号，有外媒质疑中国海事船设备陈旧，于是，这位官员便“如数家珍”似的将中国设备罗列一番：1套黑匣子搜寻仪、两个潜水机器人、1套旁侧声呐和磁力仪，加上那句看似强有力的证据“这些设备完全是国外引进的”，后给出结论：“不存在200米设备探测4000米海深的怪事”。没曾想一下子“吐了”实情，惹来舆论的一通批判。

　　此时，距离马航事件事发已接近一个月，这一个月来，中国投入的科技力量无论是搜救队伍还是投入的设备都遭受着类似的责难。

　　早在飞机失联三四个小时后，国际海事卫星组织（Inmarsat）就被要求提供飞机航行信息，而搜寻过程中一个很关键的节点正是Inmarsat发布的握手信号。3月10日，Inmarsat根据这些信息“猜”出了几乎扭转搜救工作的飞机走向图：通过已知的卫星位置、ping信号发送和返回时间以及仰角信息，MH370的后飞行路线被锁定在南印度洋上空。

　　这也是目前所有飞机、轮船以及海下搜救设备齐聚南印度洋唯一的依据。

　　遗憾的是，这一判断的得出和中国人没有任何关系。这之后，有人抱怨中国的数据分析能力不强，但在《航空知识》副主编王亚男看来，尽管多普勒效应立下了“汗马功劳”，但其本身并非前沿技术，“唯一的差距其实是信息源不在咱们手上。”王亚男所说的“信息源”正是Inmarsat的通信卫星接收到的来自MH370的7次握手信号。

　　“Inmarsat是多国合组的公司，它的任务是负责国际间，尤其是航运的卫星服务。”王亚男告诉记者。成立于1979年的Inmarsat公司目前已成为全球移动卫星通信服务的领跑者，中国也是这家英国公司的股东之一。

　　然而，正是这几十分之一的“股东”身份让人尴尬。

　　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十一所研究员章正宇表示：我国加入Inmarsat公司，作为股东，可能会定期采用相关信息，但是，我们不掌握核心设备和应用技术，信息权就不在我们手里。他通过马航事件的观察告诉记者：“Inmarsat大部分还是掌控在西方大国手中。”

　　作为卫星领域的专家，4月11日，雷达与电子技术专家、中国工程院院士张履谦通过媒体做了更为直接的呼吁，他说，我国应加紧研究与国外海事卫星具有类似功能的技术，通过自己的通信卫星获取飞机飞行时的信息，让我们在搜寻工作中掌握更多资料、占据更多主动。

　　中国科技还缺乏好的心脏和神经系统

　　“我们要把技术提工作重点延伸到心脏和神经。”章正宇打了个比方，好的发动机用别人的话，那么心脏就在人家那儿，如果雷达声呐等感知外界信息的端探测设备也是别人的，那么神经系统用的也是别人的，可是他国不会把好的设备出口给你。

　　这是“人有我无”。然而，触痛国人自主创新神经的远不止于此。

　　先是中国的黑匣子搜寻仪发现的信号，被美国海军的TPL-25拖曳式定位仪“证伪”，后有蛟龙号被澳大利亚投放的蓝鳍金枪鱼“搁浅”在岸边。

　　也不乏中国科技力量“自己打自己的脸”——马航事件前期，中国科技界表现得跃跃欲试，一边是中国遥感专家对外称通过卫星看到南海三条油污带，一边是地球物理科学家监测到了南海的一次地震，便对外称怀疑是飞机撞海底造成。然而，这些终都被判定为“乌龙”的科技支持，均未给中国的搜救加分。

　　即便拥有了一些“中国创造”，这些被誉为眼睛和四肢的科技力量似乎还差一截。

　　3月22日，中国卫星分一号在南印度洋海域发现一件大小22.5米×13米的疑似物体，不过，卫星却无法识别这一物体是否与马航失联客机有关。

　　根据国防科工局的公开信息，分一号全色分辨率为2米，即地面上尺寸为2米×2米的一块正方形面积，在分一号的影像中占一个像素。相比之下，著名的米格-29和苏-27战斗机尚未解密时，美国的锁眼侦察卫星曾经拍摄到了它们停放在苏联腹地机场上的照片，并确认它们是全新研制的型号。锁眼卫星的分辨率达0.1米，成像的清晰度绝不是各国民用遥感卫星所能企及的。

　　王亚男告诉记者，中国卫星的分辨率确实比美国低，美国商用谷歌卫星的分辨率也有0.41米。

　　而黑匣子信号监听，这一马航事件科技角力场真正角逐的项目上，中国科技的表现也不乐观。

　　4月5日，中国的黑匣子搜寻仪在南纬25度、东经101度附近侦听到频率37.5kHz每秒一次的脉冲信号，然而，搜寻设备自身的“简陋”却令国外媒体咋舌。小艇上，一人手持把手，将能够把水下声波信号转化为音频信号的圆柱形换能器放入水下，另一人通过耳机监听信号。

　　“能听到来自水下几千米的信号吗？”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看到这一幕后，随即给出这样一个疑问，但还没等到答案，就出现了更让人意想不到的一幕——

　　中国有关黑匣子搜寻仪的“首发声”，随着澳大利亚方面称其海洋之盾号上的TPL-25拖曳式定位仪监听到的信号，很快被“淹没”其中了。

　　“和TPL-25拖曳式定位仪相比，我们所用设备实际上是一种监听仪。”章正宇说，“能听到有没有信号，却很难定位信号源在哪里。”由于必须搭载小艇工作，大风大浪时黑匣子搜寻仪只能“放假”，而TPL-25拖曳式定位仪却可以在各种海况下使用。

　　“养兵千日，用兵何时”

　　不可否认，不管是“心脏”，还是“眼睛”的灵敏度比不上他国，都不能回避中国科技“起步晚”这样一个因素。

　　但在章正宇看来，马航事件带给我们的不只是“继续研制”、“抓紧追赶”这些简单的道理，更暴露了中国科技界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他表示，指标与能实际运用是一个台阶性的差距，有些设备我们不是没有，我们有，而且指标比他们还，但是用的时候就不好说了。

　　4月17日，美国一家媒体报道称中国未使用蛟龙号是担心技术差距，此言论一出随即引起热议。蛟龙号，这个在此次事件中被称作“千呼万唤还不出来”的国产科技产品，2012年第五次下潜深度达到7062.68米，创下同类载人潜水器潜水纪录。

　　然而，当由美国制造的蓝鳍金枪鱼已经完成了第九次水下搜索，把三分之二的水下核心区域“摸”了个遍的时候，纯正“中国血统”的蛟龙号，却仍在待命。

　　“使用效果好坏终是看综合效应，不是看单一指标。”蛟龙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主要设计者告诉记者，蛟龙号也有其“软肋”：跑得慢，航速只有一节（1.852公里/小时）；续航能力12个小时，除去上浮、下潜时间，真正海底作业不过五六个小时。相比之下，大航速四节、有25小时续航能力的蓝鳍金枪鱼更适合大范围搜寻。换言之，蛟龙号只有等到残骸位置基本确定后才有可能“下海”。

　　这位设计者同时表示：“蛟龙号可以通过目视观察、摄像、照相、声呐绘制海底精细三维地形图等手段摸清残骸分布区域的情况，抓取小块残骸，参与打捞黑匣子，能够在下一阶段的搜救中发挥巨大作用。”

　　“我们需要创造条件给蛟龙号争取到一展身手的机会，如果不去参加搜救工作，那么世人对蛟龙号能力的怀疑就永远无法消除。”他说。

　　这也是科技装备上的共同问题，如果不进行实战，多试，多用，就永远不知道结果，也难以知道大国之间的差距在哪里。这正是科技界“养兵千日，用兵何时”的担忧。

　　章正宇举了个例子，早在1991年海湾战争时，英国一商船往伊拉克运送物品，伊方在海下布了很多水雷，为了在短时间安全拆除水雷，美国放弃蛙人改用水下机器人，仅十几个小时水雷全部“拍掉”，商船航行畅通无阻。

　　2004年，俄罗斯AS-28型潜艇在堪察加半岛某海域执行深潜任务时，撞上渔网无法脱身，7名船员被困深海。英国水下机器人立刻潜入海底割开渔网、声呐机阵，潜艇“弹了上来”。

　　“法航出事，美国拿着设备去了，马航事故，美国又借了出去。”在章正宇看来，四处借出设备的“回报”是对其科技成果实用与否的一个反馈，这些能够促进海洋科技发展的反馈，是“泡”实验室难以得到的。然而，中国科技目前的现状是，“研制出来的成果很多被搁在了实验室或仓库里，而没有被用户更多地使用。”

　　“有学无用”被现行评价制度默许

　　“有学无用”在中国科技领域似乎司空见惯。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追求的却是发达国家‘玩’的科研。”喻海良说，一方面大量地引进国外的设备、试剂，另一方面大量地往国际期刊发表论文，难道就能说明中国科技可以了？

　　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发布的《国家创新指数报告2013》显示，中国目前的研发经费稳居第3位；研发人员达到324.7万人，居首位；国际科学论文产出实现量质齐升，论文数量居第2位，被引论文数量居第4位；本国人发明专利申请量和授权量分别居首位和第2位。然而，章正宇却认为，这些数字更多体现出的是近几年我国创新环境类指标取得明显提升，但科技的“绩效”和创新实力却急需提。

　　何为绩效？章正宇说，绩效的核心问题就是科技成果的运用，“像马航这样的重大事件，中国的科技成果如果用上了，绩效就上来了。”

　　“治大国如烹小鲜”，在英国曼彻斯特大学光子科学研究所一位华人研究人员看来，功夫应该下在“烹”的技术和应用，而非追求务虚的荣誉称号和论文数量的虚指标。

　　这也是不少专家在此次事件中感受到的。人们可以看见的，是科技角力场上一些中国科技设备被PK后鼻青脸肿的狼狈，但看不见的是，未上场的更多的科技力量内功还太虚。

　　不过，打破有学无用的“壁垒”并非在朝夕之间。

　　这位研究人员说，社会大环境过分强求SCI和专利数量，缺乏注重成果运用，加快削弱了科研人员“用”的能力。扭曲的科技文化观与不完善的科技成果考核体系双管齐下，“用”技术成了一道难题。

　　这不只是校和研究院所的问题，对于企业，“用市场代替技术”的问题也还在流行。在一次和青年研究人员面对面交流时，中国工程院院士顾国彪就毫不讳言地说，“中国的企业犯了‘仿制病’”，他解释说，“就是自己不敢创新，老是去仿制”，比如，“我们国家重大的装备，包括电气工业装备虽然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比较多的部分还是处于加工和仿制阶段”。

　　是时候来重新定义科技成果了。王亚男说，把科技成果的终点后延到一种实用型的产品，交一篇论文，做一个“真空设计”不算数，接地气、能进入市场的产品才算合格。国家只资助部分资金，想赚钱，就得利用“传说”中公司的力量，让产品到市场上去挣钱，不能指望拿着国家的科研经费就过得很好。

　　“有一天，在国际上看到的主流设备大量印有‘中国设计、制造’的标识，才能说明中国科技可以了。”喻海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