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我国制造业收入过9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但“五三低”的落后生产方式（投入、速度、能耗、排放、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不仅对节能减排“十二五”目标形成了巨大压力，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力度和速度。迄今为止，中国技术产业仅占制造业比重的12.5%，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达50%。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端环节

　　不久前北京市与中央签订责任书，承诺到2017年大气污染得到改善，其中治理PM2.5投入将达7600亿元。河北省也立下军令状，钢铁产能新增1吨就地免职。究其原因，是产能过剩造成了大量的资源浪费，加重了环境压力。据有关部委披露，当前节能减排的形势相当严峻，单位GDP能耗前两年只下降了5.5%。环境污染形势不容乐观，水体污染依然突出，5000多万亩耕地受中重度污染不宜耕种。雾霾防治形势逼人，全国有60%左右的城市空气质量不能达标。

　　节能减排与雾霾防治本就是同根之木，同源之水。我国经济发展模式粗放，2012年用21.3%的总能耗创造了11.6%的GDP。工业结构趋重，2012年工业能耗、用电量、耗能产品产量又同比上升，对降低单位GDP能耗形成“两面夹击”之势。十面霾伏的三大源头则是工业污染、尾气排放和燃煤取暖，其中燃煤对雾霾的“贡献”占一次PM2.5颗粒物排放的25%。重度污染地区几乎都是以重化工业为主的大中型城市，水泥、钢铁、焦化、火电厂、化工制造和有色金属冶炼产业是污染物的主要来源。因而要继续强力推进节能减排，在火电、钢铁、水泥和有色等重点行业实施污染物排放新标准，计划开工建设水电2000万千瓦、核电335万千瓦，风电、太阳能电站装机8000万千瓦、1600万千瓦等。

　　2012年，我国制造业收入过90万亿元，占全球总量的五分之一，。但“五三低”的落后生产方式（投入、速度、能耗、排放、污染，低产出、低效益、低科技含量）不仅对节能减排“十二五”目标形成了巨大压力，也造成了企业之间的恶性竞争，降低了企业技术创新的动力和能力，制约了产业结构调整升级的力度和速度。迄今为止，中国技术产业仅占制造业比重的12.5%，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达50%。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4年《经济蓝皮书》也指出，中国很多行业的端环节大量依赖进口。比如电子制造业规模，但端芯片的80%和液晶面板的70%依赖进口；铁虽新晋“中国名片”，但轴承、轮毂和轴等关键零部件依靠进口；年产钢铁7亿吨，但级钢材每年进口七八千万吨；档数控机床的90%和档数控系统的95%依赖进口；科学仪器和精密测量仪器基本由国外垄断；端医疗器械70%~80%依赖价格昂贵的进口或外资品牌……

　　正因中国制造业核心技术不足，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多年来一直积极引进外资，希冀可以通过市场换技术实现引进消化再创新和技术外溢，从而实现自主创新和端突破。现实却是先进技术和装备一代代引进，消化创新乏力被动追赶；端产品和部件大量依赖进口，基础制造仍然薄弱；而且在华外企形成了新的技术和市场垄断，阻碍了民族企业的技术进步和发展壮大。

　　如果再解剖一下，极端的看法莫过于中国只是依赖西方的“装修工”，而不是全球的“工程师”。不错，中国制造虽有一些孤立的亮点，也在某些领域形成了点，却还远远没有形成面。各地的产业集群分散孤立，协作疏松低端混战，合力集聚尚需时日，尚未形成如美国硅谷和128公路的电子业群、明尼阿波利斯的医学设备业群，德国斯图加特的机床业群、韦热拉的光学仪器群那样的体量水平。

　　有些人认为，既然中国民族工业还不强，创新和新技术又成为新一轮工业革命竞争的关键砝码，就或多或少地希望在华外企能助推中国工业的创新升级。但在中国注册纳税，并不意味着就没有国别界限。从产权上看，比如可口可乐中国公司的产权无疑属外国人所有，其秘方更不属于中国人。从生产上看，跨国公司都是依照“技术生命周期”在进行贸易投资、实施国际分工，所谓的“全球流动”，实际上只是逐利资本在全球的自由流动，先进的核心技术、关键工艺是跨国公司安身立命的根本，怎会授之于人？从技术上看，这些企业的技术创新也绝对不是中国的技术创新。在华建设科研中心也只不过是利用中国便宜的科技资源而已，视之为科技进步不过是冠冕堂皇的托辞。

　　那机器人是中国制造业提档升级的福音吗？第三次工业革命对于中国真有那么美好吗？

　　面临问题之一，就业减少。中国制造的“比较优势”是廉价劳动力，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升，工业机器人的大规模应用必然导致就业减少。显然，不可能再靠大量投资来吸纳劳动力，象西方国家那样发展服务业又不太可能，中国绝大部分工薪阶层的收入还不足以支撑庞大的服务业队伍。因此，有选择地扩大内需，或许是惟一的选择。

　　面临问题之二，制造外流。同是使用工业机器人，成本价格相差不大，那中国制造的优势又体现在哪里呢？在发达国家建厂的优势是市场反应快、物流配送短，在欠发达国家建厂的优势是生产要素价格低，极有可能导致端制造业回流发达国家，低端制造业向东南亚等低成本国家迁移。虽然产业在全球范围的梯次转移不可避免，但中国还处于重化工业后期，如果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浪潮稍晚一些，给的时间再宽裕一些，中国工业是能够实现自然和逐步升级的。但历史没有如果，科技进步不存在假设，中国必须人为地、有计划地加速这一进程，否则“拉美化”决非危言耸听。

　　面临问题之三，中国机器人能不能独立自主地发展？如果可以，中国制造可以在第三次工业革命中占据一席之地。但目前我国工业机器人在总体技术上仅相当于国外90年代中期水平，关键元器件仍受制于人，90%依赖进口。近年来ABB、FANAC等国际巨头纷纷在中国建厂，工业机器人价格逐年下降，制约了我国工业机器人产业的形成和规模化发展。如果再走“组装加工”的老路，只怕又是依附型发展的一个缩影。

　　重商主义国富战略流行长达300多年，其认为进口低端产品并出口端产品是好的贸易，而进口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是坏的贸易。目前，中国陷入进口端产品并出口低端产品和出口实物产品换取美元纸片的坏的贸易的边缘，这并不是一条通向国富民强的大道。虽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亚历山大·汉密尔顿保护幼稚工业和独立自主发展国民经济的理论好象已不合时宜，但德国和美国正是据此迈入工厂的。不管如何困难重重，中国的经济和工业发展战略永远必须服务于本国国家利益和社会利益，而不是唯亚当·斯密是从，惟《国富论》独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