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例子说明,我们过去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曾经起步较早,但后又落在国外的后面。所以要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安排好有关的研究工作,还应总结反思一下几起几落的教训。没有政策的连续性,急功近利,工作反反复复是难以征战“科技地”的。
在杰出人才能不能够受重视、能不能够发挥重要作用的背后,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那就是科学技术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地位问题。人们常说,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早年,钱学森的理解是:“既然科学技术是生产力,也就是说建设中国社会主义要靠科学技术,今后发展新型产业,就应当以科技创新来引导经济发展。”这与过去人们常常认为的科学技术服务于生产需要、处于从属地位的理解相去甚远。
从根本上讲,这种忽视与忽视原始性创新有关,不需要原始性创新,何需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杰出科技专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不少例子说明,仅有的讲话或是中央的指示,但没有人去具体贯彻实行,或是阳奉阴违,执行得很差,或者是社会环境不允许,那么就是有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口号上,长此下去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负面影响!
“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很大的问题。”
应用力学、工程控制论、系统工程科学家,两院院士钱学森曾多次向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表达这样的忧虑。
2009年8月6日,钱学森与温家宝后一次见面时说:“培养杰出人才,不仅是教育遵循的基本原则,也是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
是为“钱学森之问”。这一问,不仅政治家关心,而且普通百姓也非常关注。可以说已然成为一个民族的追问。
2006年,温家宝曾就此问计国内有名的六所大学的校长和教育专家;2009年11月11日,安徽校11位教授给新任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及全国教育界发出一封公开信:让我们直面“钱学森之问”。之后,“钱学森之问”就在中国教育界引起热议,现在绝大部分讨论的主题仍然以教育为主。
回应“钱学森之问”,教育界的声音包括:要培养杰出人才,关键是教师;要将基础教育和等教育贯通起来;校大改革大发展起来之后,还要做强等教育。有的强调校应该“去行政化”,按照教育本身规律办学;有的强调要增加教育经费的比例。
显然,这个问题绝不仅仅是靠办好校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应当说“钱学森之问”其实质是“钱学森之忧”,忧在中国杰出人才冒不出来,忧在如何抓住机遇发扬自力更生的精神与思想,加快行动起来,把自己的“心”增强,使中国人真正“站立起来”。
笔者认为这一命题非常重要,是涉及中华民族的长远发展和民族复兴的根本之所在。笔者认为“钱学森之忧”主要包含有3个命题:
一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在大好形势下中国还没有完全独立自主地发展起自己的核心技术,站立起来。
二是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的原因,是杰出人才不足。
三是杰出人才不足的一个主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人才的模式去办学。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
当前我国正在推进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建设,并且率先克服了全球金融危机影响,实现GDP的持续增长。我国GDP的总量已位居许多先进国家前列;出口贸易总额也已过德国,成为出口大国。在这种大好发展形势下,如何理解钱老的判断——“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他又为什么深为这种状况担忧?
这可以从钱老的言行来体会其含义。如钱老从电视上见到的汽车广告都是外国汽车,听到中国汽车业是“外国心”时,连说“泄气泄气”,连问“这些人怎么了?……人都干什么去了?……为什么还弄不成?”(苏文洋《钱学森的三问该谁回答》,《北京晚报》2009年11月11日。)由此联想到,虽然我国科学技术有了很大发展,专利技术也很多,但是,如先进的战斗机和大型客机的发动机,级精密机床,许多新技术设备、核心技术、专利技术、软件等等,在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里一直大批量地依靠从外国购买引进,真可以说我们这个大国是“缺少心脏(即核心技术)”的国家。没有自己核心技术的大国就是一个不能真正站立起来的国家,而是处于国际“加工和装配”的地位。在当前竞争激烈和风云多变的国际环境下,这是一种极为被动的态势。“心脏”捏在外国人手中的“巨人”能真正站起来吗?在当前难得的战略机遇期,中国人难道不应当发奋图强自力更生把自己的“心脏”强化起来吗?!改革开放30多年了,还停留在“引进与加工”挣小钱的状态,以片面地追求GDP的快速增长为目标,难道不令人担忧吗?!这正是极端关心人民和祖国命运的钱老的大忧患!也应是全体中华儿女大的危机!
党和国家人也清醒地看到当代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的重要性,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说:“从科技发展看,科学技术特别是战略技术正日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决定性力量,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他还说:“我国科技的总体水平同先进水平相比仍有较大差距,同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也有许多不适应的地方,特别是自主创新能力不强,发明专利数量少,关键技术对外依存度,新技术产业所占比例较低,企业还没有真正成为技术创新的主体,许多技术研究开发的成果还难以实现产业化,优秀拔尖人才比较少,科技体制机制存在不少弊端。这些影响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突出问题,都需要我们下大气力认真加以解决。”
温家宝也强调说:自主创新是科技发展的灵魂,是一个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是支撑国家崛起的筋骨。没有自主创新,我们就难以在国际上争取平等地位,就难以获得应有的国家尊严,甚至难以自立于民族之林。显然,自主创新首先要在影响中国发展的核心技术与基本软件上实现,这样才能支撑国家的崛起。
可是,钱老为什么一直到2009年8月6日,在即将走完人生之路时还念念不忘“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和“杰出人才不足的问题”呢?可能就是因为,国家多年来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国家人的讲话没有得到切实地贯彻和落实,缺乏具体的措施与安排。许多例子说明,我们过去在一些重要科技领域曾经起步较早,但后又落在国外的后面。所以要认真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安排好有关的研究工作,还应总结反思一下几起几落的教训。没有政策的连续性,急功近利,工作反反复复是难以征战“科技地”的。
当然,对我们这样一个遭受外国百年侵略而后发展起来的国家,要想尽快摆脱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向外国学习先进的科技知识,引进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以及一切先进思想文化成果。但是,如果几十年持续如此引进下去,不在关键技术、核心技术,以及产生核心技术的源泉——人才,以及创新环境与工作平台方面狠下决心去发展,形成自己的系统知识产权,那就永远难以真正站立起来。每个有识之士,每位爱国者都不能不为之深为忧心、寝食难安。我们相信,中国人可以自主地解决自己的问题。
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
钱老担心中国杰出人才不足,诚然。但是,事实说明,即使有了像钱学森这样的杰出人才、科学大师,其提议也未得到应有的重视。可以说,杰出人才不足固然令人担忧,一个发现和培养杰出人才的环境和平台也非常重要。反过来也可以反思为什么我们的杰出人才不足了。
钱学森本人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钱学森生前全面关注我国基础性、长远性、战略性的科技发展问题,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在其1242页书信选集中有全面反映。他谈到的几个主要方面包括:
1.提倡在化工、冶金、轻工、建材等工业部门拓展系统工程、系统学的应用,提过程工业的生产技术水平及集约化程度。
2.发展物理力学学科。包括有:温气体、压气体、压固体及临界态、临界态等,解决发展大型火箭发动机和宇航事业,以及强度核辐射等相关技术问题。
3.发展包括大型水轮机、汽车发动机,先进的喷气发动机,先进的风力发电机等大型尖端技术设备在内的机械制造业问题。
4.发展化学流体力学,改造我国化工、冶金产业问题。
5.运用全部的现代化技术,包括物理、化学、生物学这样的基础科学,发展知识密集型沙产业、草产业和海产业问题。
6.发展生命科学,探讨脑科学与思维科学问题,推动思维学、人工智能、相似论、智力工程等方面的发展。
此外他还十分关注发展第五代智能级计算机问题;关注教育与培养工理文艺结合人才的问题。发展地球表层学、系统地理学、城市学等,规划国土的利用与开发问题等等。
应该说,这些建议都具有极大的创新性和深远的战略意义的。以物理力学为例,如果一个国家真正想建立自己强大的空间国防力量,在空间探测方面作出突破性的贡献,就不能不重视物理力学及其所包含的相关爆炸力学、等离子体力学等学科发展,它是关系可持续发展和国家安全的战略领域。
钱老对这门学科倾注了极大的热情。1958年,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化学物理系设立了物理力学专业,钱学森几乎每周都要到研究室参加研究讨论。有人诟病钱学森的物理力学是物理化学,但如中科院力学所研究员崔季平所说,从物理化学家们的工作到工程技术,其间应该有工程科学起作用。跨不出这一步,在工程中就没办法用。“通过这样的处理,把微观的化学家处理的问题,发展到工程应用中去,这个过程就是力学的范畴。”崔季平在研读20世纪90年代郑哲敏从美国带回来的那批钱学森的手稿后,重新认识了钱学森发展物理力学的内涵。李佩也认为,应该将这批手稿整理成中文,有些事有重新认识的必要。(《从物理力学起落看钱学森学术思想》,《科学时报》2009年11月12日。)
作为一位有丰富基础知识和科学技术实践经验的、有度科学素养与科学远见的战略科学家,钱学森提出并以毕生精力提倡和推动的物理力学,遭遇却十分曲折:1956年开始作为本科专业招生,1958年因“大跃进”被取消;1961年在中国科技大学恢复专业,后来再度被撤销;1979年再次恢复,1993年终还是被撤销。历经“三起三落”,终遭遇的还是被撤销学科资格的命运!唯一剩下的一个小分支,就是温气体,因为郭永怀先生在初保护了一下而得以幸存。
为什么不能大力提倡和发展钱学森提出的这些宝贵的科学建议呢?
崔季平表示,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对基础学科的建设没有力行,一些想法没有得到支持。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李佩表示:“如果当时能坚持走下去,可能现在的情况会大不一样。在急功近利的氛围下,基础科学在一些时候无法得到应有的发展,有些甚至消亡。爆炸力学、物理力学、等离子体力学在1993年被取消了,这是非常短见的事情。作科学研究不能以能不能拿到钱为主要目标。”
胡锦涛在2006年两院院士大会上的报告中谈到:“‘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国际一流的科技尖子人才、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可以带出水平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和团队,可以创造的重大科技成就,可以催生具有强大竞争力的企业和全新的产业。在我们的院士队伍里,就不乏这样的将才和帅才。但是,从整体上看,我国这类人才还不够多。培养造就创新型科技人才,首先要抓紧培养造就这类人才,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同时,我们还要培养大批各个层次的创新型科技人才,在学术和技术梯队中形成科技创新的骨干力量和符合科技创新需求的人才结构,以推动科技活动各个领域各个层面的创新实践。”
这段话讲得非常好,非常中肯,可是我们请回来的“国际级科学大师、科技领军人物”钱学森,以其身份之显赫、地位之特殊,所提出的发展物理力学的重大建议,尚且遭遇“三起三落”,后还是难免被砍掉的命运,何况广大一般科技专家的建议,又如何能得到重视?!
我国杰出人才是不足的,但是,已有的杰出人才(如钱学森等)的作用也得不到很好发挥,又是为什么?应当说,从根本上讲,这种忽视与忽视原始性创新有关,不需要原始性创新,何需技术科学的基础研究,杰出科技专家也就成为多余的了。不少例子说明,仅有的讲话,或是中央的指示,但没有人去具体贯彻实行,或是阳奉阴违,执行得很差,或者是社会环境不允许,那么就是有再好的政策也只能停留在一般口号上,长此下去会在人民群众中产生负面的影响!政治上很不可取。
中央都强调了,重大战略技术是引不进、买不来的,原始创新是一个国家竞争力的源泉。中国要抢占未来经济科技发展的制点,就不能总是跟踪模仿别人,也不能坐等技术转移,必须依靠自己的力量拿出原创成果。既然原始性创新是“引不进、买不来的”,那为什么就不能重视去做扎扎实实的基础性的创新工作?社会出了什么问题?决策上出了什么问题?
胡锦涛强调“千军易得,一将难求”。但是,钱老这样的遭遇又如何解释呢?胡锦涛强调了“尤其要培养造就一批中青年领军人物”,这也是很正确的。但是,由谁去培养?用什么方式去培养?要何时培养才能成才?难道又靠由国外大批引进吗!核心技术引不进来,难道掌握核心技术的人才却可以引进来吗?!此外,国内的杰出人才,应当说尚未很好地发现和使用起来,并发挥作用。现有的许多制度和做法是不可能出真正的人才的。以论文数量论英雄,按计划花掉项目经费就是好样的,这能出真正的科技领军人才吗?反过来,像钱老这样的大师,还有像李四光这样的地质学大师等等,他们富有真知灼见的建议又被多次搁置,不予支持,我们的自主创新又从何谈起呢!“一将难求”既然这么重要,建议在推动有关学科发展,解决国家有关问题时,要使这一“将”的团队真正发挥作用,改变现在盛行的“行政化”倾向。不仅是科技方面,其他不少方面,在识人、用人和管人的指导思想与办法上都有很多值得深思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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