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在镇压了民主抗议者之后,邓小平的政策所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导致劳动者队伍大幅扩张,却没有带来劳动者的联合。中国借助经济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的开放,非但没有让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分化了。
这不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革命,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结果。这位中国人在巡视期间支持深圳等城市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向人民提供机会来加强党的统治。现在几
25年前,当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出动军队镇压天安门广场抗议者时,他们在理论上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遵循无产阶级统治的马克思主义原则。“全无产者,联合起来!”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在1848年《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中宣告。
但是,在镇压了民主抗议者之后,邓小平的政策所释放的大量劳动力导致劳动者队伍大幅扩张,却没有带来劳动者的联合。中国借助经济改革和外商直接投资实现的开放,非但没有让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反而把他们分化了。
这不是马克思当年设想的革命,而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的结果。这位中国人在巡视期间支持深圳等城市推进改革,希望通过向人民提供机会来加强党的统治。现在几乎没有中国人纪念1989年6月4日,这个事实既归因于党的审查制度,也要归功于邓小平的谋略。
正如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在文章中所写的,邓小平的政策鼓励了“自工业革命以来,人们经济地位上深远的全球重新洗牌。”全球收入的1%人口(尤其是0.1%的富豪阶层)以及数以百万计的新增工业劳动力,都以不同方式获益于邓小平的改革开放。
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的非中产阶层(即教育水平低、工作技能有限的制造业及服务业工人)遭遇了薪酬停滞。随着全球劳动力供应的巨幅增长(1980年到2010年期间全球增加了12亿劳动力),他们争取更薪酬的能力被削弱。
撼动的并不只是邓小平一人。上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我担任就业记者时,英国的工会实力已被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削弱;撒切尔对国有产业进行私有化,还挫败了1984-85年的矿工大罢工。私营部门工会人数不断减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伴随着政治和经济剧变,互联网迅速兴起,信息技术快速发展。这一切导致工业自动化,并加大了跨境贸易——企业更容易让自己的供应链延伸至各地。
中国的崛起推翻了阻挡贸易和就业的本已动摇的障碍,打造出一个全球劳动力市场,并推动工业化进程加快。全球约有6.2亿人从农田走进工厂,由此摆脱了贫困。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所(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的数据,1980年中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仅为发达经济体水平的3%,至2010年已升至20%。
从经济角度而言,这对中国人民是好事——尽管它加剧了不平等,但人民收入普遍增加。然而,对于发达经济体的许多工人来说,这就像凭空冒出大量新劳力,这些人愿意拿更低的薪酬,做更长时间的工作。受此冲击,发达经济体劳动者的薪酬议价能力再也没恢复。
“对于作为消费者的个人来说,这种局面棒极了。市场上有了更多的商品和服务,更多的选择,而且一切都变得更便宜。”麦肯锡全球研究院主管詹姆斯•马尼卡(James Manyika)说,“但那些技能有限的劳动者就惨了。他们曾经受到保护,但现在他们要与那些更便宜,而且可能更熟练的工人去竞争。”
欧美感受到强烈的影响,战后几十年欧美劳动者的收入占比为64%,从20世纪80年代这一数字开始下降,如今已减至58%。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an Francisco)的一项研究发现,剧烈的下降发生在纺织这类受进口竞争影响大的产业。
通过将劳动密集型的生产环节迁至中国等国家,同时把价值的生产产品留在本国,西方公司降低了成本,提了资本回报率。如果将全的工人视作一个整体,这相当于降低了薪酬。
四分之一个世纪后,这种“套利”做法正在趋缓。中国沿海城市工人薪酬已经上涨,使得将生产保留在美国变得更具成本效益。但这并不能保证制造业和产业就业岗位的大量回归,因为科技进步意味着工厂如今雇佣的工人更少。
根据经合组织(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的一项研究,全球劳动力收入占比的下降中,80%是由技术变化和向资本密集型生产的转变造成的。软件和信息科技开启了“创新方面的空前进展”。
从事管理和技术含量工作的人由此得益。1980年美国大学毕业生平均薪酬是中辍学生的1.7倍,到2008年已上升到2.7倍,而且他们将继续得到更优秀的就业机会。麦肯锡预计到2020年,发展中经济体将有9500万人因低技能而失业。
回过头看,对发达经济体的无产者来说,美好的时光很可能是从二战后到20世纪70年代石油危机的那段时期,其间中国人和印度人大多还是贫穷的农民,没什么竞争。当中国开始贯彻邓小平的计划时,这个美好的时代就走向终点了。
傅义(Ezra Vogel)在他的《邓小平传》中写道:“今天,数亿中国人过着远比1989年时更舒服的生活。”与此同时,发达经济体数以百万计的雇员的“饭碗”更不牢靠。这是一场劳动者的革命,但不是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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